百年婚书一瞥-老白菜官网

朋友刘泽新收藏有一堆旧婚书，时间从民国初年到20世纪70年代，匆匆一览，有一股强烈的时代之风拂面而来。这些藏品虽不算古老，最老者也就百来年，但由于时代变迁的迅疾，世事的风起云涌，许多东西早已消逝在历史的激流之中，剩下的便成了凤毛麟角，记录着世事翻天覆地的变迁，且现在很少有人能看得到，便感觉有必要写出来，与大家同品个中滋味。

这些文字中，最早的是一张写于红纸之上的再婚证书：

“立主婚书：□门□氏，先年聘得岭底村李姓之女为妇，年方二十五岁，于归数载，不幸夫故，难以守孀，另行再醮。兹凭媒复字终五教岭村陈翰英为妻，三面言定，实领价银八十大圆。足就日立书，银人两讫，任从李氏随后夫回家，择吉承（成）婚。此系李氏净身一人出门，并无家产夹带，亦无私通暗拐等情，□有来历不明，媒人呈直前夫，前夫少倩，无干后夫之事，此系两愿，并无逼迫，日后□姓兄弟人等，不得借口生端异言，今欲有凭，立婚书为敬。姑□领价银指模（画押）。代笔人林得光（画押）。民国四年拾壹月二十日立婚书为凭。”

此婚书立于1915年，也就是民国四年，社会风气已有改变，女人不再执守从一而终的旧观念，丈夫死了，便选择再嫁。只是这里的再嫁，似乎不是女人自己的选择，而是由家婆越俎代庖，文中收银画押的“姑”，就是家婆之意。如此一来，该李姓女子的命运，就可堪忧虑了。

另一纸是1918年的赎身契约：

“兹有益阳安化南街万花楼卖艺班胡氏，艺名小桃红，与汇丰钱庄大掌柜王世清相识相知，情投意合，双方自愿结成百年好合，经万花楼主同意，王世清以二千大洋为小桃红赎身，特立此契约为证。三方签字生效，勿得反悔。此契约一式三份，各自保管为证。女方小桃红，男方王世清，万花楼主萧俊贤。见证人萧湘。民国七年四月十日，保长萧湘代笔。”

从字面上看，这算是一件“郎有情、妾有意”的人生幸事。二千大洋，在民国初年，于普通人而言，已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而小桃红身处万花楼卖艺班，无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，但王世清是当地金融机构的大掌柜，有经济能力以重金帮她赎身，愿意与她结为夫妻。如果小桃红不是做妾，而是明媒正娶的妻子，那将是她人生的重大转折。万花楼主将小桃红收在卖艺班中栽培，教以技艺，大概因为小桃红有几分姿色，可待价而沽，而不是什么善举，如今终于卖得个好价钱。民国时期的保长，相当于现代的一村之长，他代书契约并当证人，肯定乐见其成。于是，一桩人口买卖就做成了，这说明，民国初年妇女的命运依然是低下的，是可以被人随意处置的。

还有一纸1919年的休书，这是一个男人在贫病交加、走投无路之际的无奈选择：

“兹有宝庆府常岂第四保李清源，因自己时运不济，于前年在□□山砍柴时不小心摔跌，左手右脚残疾，不但不能干农活，还长期服药，使本不富之家，变得贫寒之极。吾夫人刘氏多有抱怨，长期吵闹，本人自愿将其休走，其女儿湘□让她带走。此据两份，男女各保一份为证，因其本人不会书字，特请保长萧达华代笔。男方见证人萧达华、李专红、李金才。女方见证人刘国琼、刘富才、刘艳兰。民国八年二月五日。”

这算是个能体谅人的男人，自己处于危难之中，妻子多有怨气，他便毅然放手，让妻子和女儿另寻出路，也可见当时当地男女的地位应该有了一定的保证。小说《水浒传》中，豹子头林冲也是于万般无奈之中，给妻子写下休书的。

到了20世纪30年代，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。广西苍梧县1933年的一纸结婚证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。婚书的左上角，是一对在枝头上吱喳报喜的喜鹊，左下角是小爱神丘比特，他手持神箭正欲向前射出去；右上角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，寓示着早生贵子；右下角则是一大束怒放的玫瑰——整个证书设计大方美观，寓意丰富，印刷精美，证书中还有一段美好的祝福：“看此日桃花灼灼、宜室宜家，卜他年瓜瓞绵绵、尔昌尔炽。谨以白头之约，书向鸿笺；好将红叶之盟，载向鸳谱。此证！”当时在新桂系的引领下，广西社会相对稳定、经济状况多少有些许好转——仅从外观和寓意看，这无疑是十分出色的一纸婚书。

这些文件中，有三件是关于同一个离婚诉讼案的——

1951年8月，广西在进行激烈的剿匪斗争。天峨县一民妇韦氏将一纸状书递到县政府公安局，要求解除与丈夫李某的婚姻。从她的诉状和公安局的问讯记录中，我们可以了解到，民国廿九年（1940年），13岁的她与李某订婚，因父亲早逝，家中十分贫困，想招李某当上门女婿。但李某倚仗自己家中有钱，改变婚约，强行将韦氏娶回家中。19岁那年，韦氏产下第一个孩子，后来夭折，22岁再次怀孕，并身染疾病。丈夫和家婆很不高兴，经常辱骂她。她早上出门挑水，也被污蔑为与人通奸。她要回娘家躲避，李某就拿着枪追出来，弄得她恐慌中跳进河里躲避。韦氏说李某是匪首的狗腿子，经常仗势欺人，还拿枪威胁要打死她。诉状中她义正辞严地宣称：“今幸大军到来，解放贫穷，脱苦妇女翻身，肃清匪霸，救我弱小出离地狱，打破黑暗，得见光明，为此只将哀情泣诉，叩恳政府察核，痛念（韦）氏前被迫，乞恩严惩该恶，被告到证质明确，依法判准脱离夫妻关系，俾得另择良缘，以重人伦而维终身大事，提高女权而符新颁之法，并惩恶霸，则民等幸甚，地方幸甚！”

仅从韦氏诉状中，可知其夫李某实在是个不可饶恕的恶徒，当时正在清除匪患，仅此一条，就足够他难逃法网的了。但这毕竟只是一面之词，作为人民政府，当然得听听被告怎么说。

李某母亲以自己的名义找人写了一份应诉状，称儿子与韦氏订婚的民国廿九年（1940年），韦氏父亲还在世，订亲之时给了3斤猪肉、3斤酒、10斤白米、8尺蓝布作为聘礼，过门时候又送去100斤猪肉、80斤白米、120碗酒和一头小猪，办了两张被盖、两张床单。这在当时，应该算是一笔不小的聘礼，他们一家卖刀卖菜，辛苦非常，才勉强筹够聘礼。现在结婚已有七载，生男育女，因韦氏家族有人当乡村干部，韦氏有恃无恐，杀死自己的儿子逃回娘家，便一直不愿回来……最后恳请政府主持正义，将韦氏判归夫家。

——所有这些，公说公有理、婆说婆文章，但如果李家所言属实，韦氏则实有杀婴的嫌疑。文件里没有看到公安局最终的判定，但从这些往来的答辩中我们不难看到，新时代女人的命运已是大大改变了。

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婚姻虽然还是人生大事，但婚书却简单了很多。一份左边是毛主席关于党是领导核心的语录，另一份左边则是毛主席关于青年的论述，两份都有同一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语录。婚书套色简单，简洁明了。

婚姻是人生角色的一次重要转换，婚书是中国人婚姻礼仪不可缺少的重要部件。然而，说一千、道一万，长久而牢固的婚姻，不是靠一张纸去维系的。（潘大林）

原标题：百年婚书一瞥